黑泽清一直深深敬仰杨德昌，早在几年前，他就曾专门谈论过这位导演对自己创作生涯的深远影响。这篇文章源自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他在采访中娓娓道来那些对自己意义非凡的导演经历。
杨德昌对我的导演之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与我此前谈到的戈达尔有着某种联系。踏入80年代后，我开始逐渐觉得日本电影的画面质量令人失望。早年的60年代作品尚可称得上精良，但随着时间推移，日本电影的影像质感逐渐衰退。走过70年代，跨入80年代，我几乎无法从日本电影中感受到任何影像的魅力。当我刚开始拍摄商业片时，曾为如何营造出高品质的唯美画面绞尽脑汁。那个年代仍在使用胶片摄影，若不精心打光，画面便会浮现一层浑浊的蓝色。为了让影像尽可能贴近西方绘画的质感（虽然标准略显刻板），我付出了极大的心力。每当我欣赏西奥·安哲罗普洛斯或戈达尔的作品，总会由衷赞叹欧洲电影的影像之美，同时不断琢磨他们是如何拍出那般画面的。像维托里奥·斯托拉罗和内斯托尔·阿尔门德罗斯这样的摄影大师不必多言，更有为马丁·斯科塞斯掌镜的迈克尔·包豪斯，以及与迈克尔·曼合作的但丁·斯宾诺蒂等人，这批欧洲摄影指导纷纷奔赴好莱坞工作，这种潮流甚至延续至今。回想起理查德·弗莱彻执导《亡命杀手》时，亦请来了曾长期与瑞典名导英格玛·伯格曼合作的摄影指导斯文·尼科维斯特。
这种带有欧洲电影气息的影像质感，在日本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根源在于建筑风格的差异、空气氛围的不同，以及生长的植物、人物面貌的独特性。想到这些，我一度认为在亚洲复制这一风格几乎不可能。就在我几乎心灰意冷之时，90年代初，杨德昌横空出世。那时包括侯孝贤在内的台湾电影，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我看的第一部杨德昌作品便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千言万语可以浓缩为一句话：天呐！原来在亚洲也能做到。电影里那些与日本面孔相似的演员，那些熟悉的植物，以及几乎与日式传统建筑无异的房屋，我亲眼见证了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拍出了甚至可以媲美欧洲电影的绝美画面。
随后，《独立时代》、《麻将》以及《一一》等作品陆续在日本上映。90年代，我正忙于拍摄录像带电影，而《独立时代》和《麻将》所描绘的，都是发生在地地道道街头的现代故事。
《独立时代》在与我相似的城市环境中，却能拍出如此惊艳的画面。那些巧妙、趣味横生的长镜头和机位调度，居然在东亚街头就能实现，这让我备受鼓舞。因此，如果回头重看我当年的《为所欲为》录像带电影系列，会发现几乎处处可见模仿杨德昌的痕迹。当时我模仿得简直到了令人脸红的地步。
在《为所欲为》中，80年代的欧洲电影或许过于追求绘画般的唯美画面，但到了90年代，反倒出现了一种反叛心理，画面不再强调精致美感。例如拉斯·冯·提尔等人几乎完全依赖手持摄像机拍摄。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他们利用那些看似随意、粗糙的影像构建电影语言。显然，他们不再打光，色彩构图似乎也不再讲究。90年代后半期，这种粗糙风格愈发鲜明，成为一种全新的影像表达。相比之下，我不禁回想70年代深作欣二的手持摄影，那画面充满张力与动态美感。
眼看欧洲电影越走越远的粗粝路线，好莱坞仍旧维持工业化制作模式，而我的录像带电影实操条件与之相距甚远。在这种环境下，我深信，以杨德昌为代表的高品质亚洲电影，才是我们孜孜追求的世界顶级视觉标杆。
我也曾天真地尝试效仿西奥·安哲罗普洛斯或斯皮尔伯格等名导，但在具体操作中，我最直接模仿的，还是杨德昌。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同处亚洲这片土壤。为了弄明白自己是否能拍出杨德昌的韵味，我反复试错摸索，也因此觉得当初大量拍摄录像带电影非常有意义。在我的个人履历中，即便在非录像带作品如《X圣治》和《超凡神树》中，我依然在影像构图上固执地模仿杨德昌，甚至到了自己都觉得有些羞怯的程度。
尤其是《生存执照》，故事灵感虽来源于《牛郎血泪美人恩》（萨姆·佩金帕执导），但影像风格对杨德昌的模仿尤为明显。具体表现在如何拍摄狭窄的日式房屋室内空间。
在60年代以前，日本电影多采用影棚搭景，摄像机可随心所欲布置；但进入70年代，要拍摄日式房屋，多数只能租借现成民宅，空间非常逼仄。大家陷入思维定势，认为拍好狭小室内空间，要么靠特写，要么动用夸张广角镜头。然而，杨德昌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将摄像机架在窗外不就行了吗？或者从隔壁房间隔着推拉门拍摄，不也可以吗？虽然前景会有遮挡物，但只要善于寻找角度，无论从窗外、隔壁房间，甚至壁橱里取景，拍出来的效果几乎与影棚搭景无异。
《生存执照》让我明白，无需生硬使用广角镜头，也不必勉强贴近演员，只要找到合适机位，就能拍出精彩画面。这种换角度寻找绝佳构图的思路，是杨德昌教给我最宝贵的一课。顿时，我恍然大悟：对啊，原来应该这样。从那以后直至今日，我常在量产日式住宅中取景拍摄，也习惯将摄像机架在窗外或隔壁房间。可惜，他的作品实在太少。早期的《恐怖分子》后来才在日本公映，加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总共也不过四部。他英年早逝，我常常幻想，如果他仍在世，又会拍出怎样的风景。我曾与他有过两面之缘，但并未像与托比·霍珀那样促膝长谈。我常听说他在片场非常严厉，可在酒会等场合闲聊时，他给我的印象却是温文尔雅、如沐春风的人。前阵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重映，我久违地重温这部经典，感受到当初受他的影响有多深，甚至让我有些自我厌恶的感受。
时至今日，我依然坚信，电影的影像本应如此，而这种信念的具体呈现，正是源自这部作品。虽然心中早已明白，但这次重温，让我对这一点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