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因为在十年间参与整人过多，晚年逐渐背负上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患上了严重的心病。到了生命最后阶段，这种压抑已彻底爆发。有一天，陈康中将到北京办理公务，便抽空前去探望病重的谢富治。此时的谢富治，已经不再像过去那般沉稳内敛。他一见到陈康，便紧紧握住他的手，情绪激动地说道：这个人不是自己要整的，那个人也不是自己要整的，都是某某某要求整的，事情与自己无关。 临别之际，谢富治显得十分不舍，久久不愿松开陈康的手，嘴里不断重复着：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那一刻，他似乎是在期待陈康能够替自己证明些什么。面对这样的场景，陈康心中五味杂陈，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合适。 陈康和谢富治都是湖北人，不过两人的籍贯不同，陈康是广济人，谢富治是红安人。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时间也十分接近。1927年，陈康参加了本村的赤卫队；1926年，谢富治参加家乡农民协会，1927年又参加了黄麻起义。
1930年，谢富治加入红一军，而陈康则参加了鄂东红八军第四纵队。由于谢富治拥有参加黄麻起义的经历，因此起步阶段相比陈康更高一些。同时，谢富治还因为提出要勇于怀疑一切的口号，受到红四方面军一位高层人物的赏识。到了1935年，陈康已经担任团长，而谢富治则担任军政治部主任。 到达陕北以后，两人一同进入抗大学习。谢富治由于在形势变化中调整自己、转变得较快，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快担任八路军129师772团政治处主任、政委，一年后又升任385旅政委，还曾担任太岳军区副司令，成为陈赓身边的重要助手。 相比之下，陈康的发展道路则显得更加曲折。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四军，担任补充营营长。直到抗战结束时，他才成长为386旅772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谢富治和陈康同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战斗。那时，谢富治已经担任纵队司令，而陈康只是该纵队下属的一名旅长。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谢富治已经成为二野第三兵团政委，而陈康仍然担任二野第13军副军长，两人的职务差距进一步拉开。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富治先后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兼政委；陈康则升任第13军军长，率部驻扎云南。后来，陈康进入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担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兼云南省军区副司令，之后还曾担任昆明军区代司令。 谢富治和陈康在云南共同工作生活了十多年，同时又有红四方面军、八路军129师时期并肩作战的经历，本应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然而，两人的关系实际上并不融洽。陈康曾自豪地对别人说：负一次伤，我升一级官。我这副司令是一级一级打上来的，不是溜须拍马出来的。这种直率甚至带有锋芒的性格，与谢富治那种善于迎合形势、不断调整自身立场的处事方式，很难真正走到一起。 1959年，谢富治被毛主席调到中央工作。1966年8月，谢富治再次选择顺应新的政治风向，开始带头诽谤、诬陷过去的老首长。也正因为这些表现，他获得了江青的赏识，成为其手下一名得力干将，个人政治生涯也达到了所谓的辉煌阶段。 而此时的陈康身在云南，却被牵扯进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事件之中，莫名其妙地成为该纵队的总司令，遭受了长期折腾。面对陈康受到的冲击，谢富治不仅没有给予帮助，反而选择漠视，甚至对其进行指责。 913事件中，谢富治同样卷入其中。当时，他听说黄永胜在一些场合与韩先楚、王必成、许世友等人谈论唐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其中有句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谢富治得到这一消息后，如获至宝，立即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听后十分警觉，此后南巡期间，曾特别批评黄永胜。
谢富治在生命最后阶段，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身后评价终究难以避免地会变得复杂甚至不堪。但这种表现更像是面对历史评价时的恐惧与不安，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彻底反省。他在1966年的一系列行为，早已在历史中留下深刻印记，也决定了后人将如何评价他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