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又翻出《大红灯笼高高挂》，暗夜里看完了，心里堵得慌。我想起张艺谋导演这些年的路，好像以《英雄》为界，硬生生劈成了两半。前一半他拍文艺片，眼睛里全是泥土和血；后一半他扎进商业片，画面越来越炫，却少了那股扎心的劲儿。后来他也试着回去，拍过《千里走单骑》，也拍过《山楂树之恋》，但味道不一样了。文艺这东西，一旦丢了就很难再捡回来，像女人生完孩子，身材可以恢复，神态却再也回不到少女时代。
好在胶卷留住了年轻时的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那批少女时代的照片。这部片子放在今天的眼光看，几乎是一个后殖民主义的标本。它不像《红高粱》那样，把中国人的生命力捧出来给你看，而是掉了个头，把封建文化的烂疮揭得血淋淋。批判，就是整部电影的底色。
好电影看演员的脸，尤其是这种文艺片，所有细节都写在脸上。宣传海报上两个女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从衣裳看，两人身份相差不大，可年纪却是坐着的更小。怪就怪在，年轻坐着的人，让年长站着的给她按摩。再看表情，坐着的目光发直，没半点享受；站着的眼里全是不情愿。这个画面一出来，我就明白了，电影讲的是女人之间的事。
女人之间能有什么事？往深里瞧，桩桩件件都绕不开男人。可张艺谋偏偏把男人藏起来。陈老爷这位男主人公，整部片子没露过几次正脸，大多数时候只给你一个背影。别小看那个背影。整个宅子里谁活着谁死，谁疯谁傻，都捏在他手里。 我想说说这部电影里的几个文化符号。艺术这东西，直接拍出来没意思，得绕个弯。张艺谋最擅长的，就是让物件和建筑自己说话。
先说陈老爷。这是陈家掌门人，可他不是一个人，更像一个符号，一个男权的抽象符号。影片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原著故事在江南，张艺谋却把景挪到了北方的乔家大院。为的就是那座院子本身。四合院是中国人性格的产物，关上街门自成天地，私密、封闭、含蓄。张艺谋给了它很多特写：高墙、窄道、复杂的门户，还有四姨太颂莲新婚夜那个俯拍。环境在这里不只是背景，它在说话，说得比人还大声。
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陈老爷昨晚在哪个姨太太屋里过夜，第二天那屋的女人就有权点一道自己想吃的菜。颂莲头天晚上伺候了老爷，第二天要点菠菜，顺顺当当端上来。再隔一天，她还想吃菠菜，可老爷没来，菠菜就没了。一盘菠菜，说白了就是权力。男人想给你，你就有；不想给，你连口菜都吃不上。赐予和剥夺，其实同时发生。院里的女人斗来斗去，斗的就是这盘菠菜。
大太太像个老古董；二姨太嘴甜心毒，还会往人房里安插眼线，扎小人咒人；三姨太仗着得宠，张扬得不像话；新来的四姨太颂莲呢，觉得自己读过书，聪明，其实也是个傻的。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院里四个女人，早乱成一锅粥。二姨太陷害颂莲，三姨太和颂莲明里暗里打来打去，可等颂莲看清二姨太的真面目，又跟三姨太亲近起来。女人的关系啊，比政治还复杂。 三姨太是个唱戏的。戏子无情这话，就是文化符号。她表面光鲜亮丽，暗里水性杨花，既性感又危险。她跟高医生私通，被当场逮住，最后成了男权祭台上的牺牲品。虽然她平时讨人厌，可看到她被拖走时，我一点也恨不起来，满心都是悲凉。人对同样被命运摁着的人，总是忍不住同情。
颂莲呢？陈老爷叫她洋学生，意思她念过新学，受过西方影响。这种女人本该最有独立思想，可她偏偏自己跳进了封建火坑。刚进门的时候，她还带着现代女性的影子，对下人平平和和。可日子久了，她一样被权力拽进泥潭。身边的丫头雁儿死在她面前，她自己也慢慢变了。不光跟女人抢，她也想跟男人抢。为了多吃一盘菠菜，她假装怀孕，想骗更大的权力。这一招，把她彻底送上绝路。男权惩罚她，封了她的灯，宣布她永久失宠，还给她贴了个疯子的标签。喊冤都没人听。
回头看张艺谋的片子，多数都是突出女人，柔柔弱弱、阴阴郁郁，很少见到硬邦邦的男人。为什么？我想了想，可能跟他这代人的出身有关。五十年代生人，和国家一起长大。在后殖民理论里，阴柔的女性气质常常被用来比喻一个弱势的、被欺负被压制的国家形象。这么一想，大概也能解释，为什么《英雄》之后他再也拍不出那种深刻的文艺片了。国家强起来了，世界变了，他心里的那团破败也就散了。旧东西沉了下去，新的人和新的三观浮上来，审美全都换了。别说他，连我们这些观众，都不再愿意盯着旧时代的伤疤看了。
片子里最有仪式感的东西，是挂灯。每天傍晚，四个姨太太齐刷刷站在门口，听管家陈百顺喊几院点灯，像皇上的翻牌。旁边还有京剧鼓点，老仆人拎着灯笼，碎步跑到被选中的院子，把灯挂上。被点到的太太脸上有光，没点到的满脸死灰。一盏灯，让满院子的欲望都现了形。你看，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想争一点权力，只能靠自己的身子。挂灯是，点菜也是。
还有一个道具，笛子。丫环雁儿说过，笛子是男人玩的东西，少爷飞浦吹得，女人碰不得。颂莲偏偏有一支笛子。她被飞浦的笛声吸引，跟他上天台聊天。有一回喝醉了，差点把心里的爱意掏出来。这笛子哪来的？颂莲说是父亲的遗物。可在陈老爷眼里，这绝对是野男人的定情信物，是她在学堂里招惹来的。飞浦会吹笛，颂莲迷迷糊糊地把他当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