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巩俐背后真正的靠山，既不是她的外籍丈夫，也不是圈内顶级人脉资源，而是那位98岁的她。(巩俐真实状态)

釜山发布会上的张艺谋，面前摊开的是一部叫人胆战心惊的电影。那份挑战，仿佛回到了他当年为《红高粱》挑选女主角时，面对着未知的命运——没有答案，只能凭借直觉判断，然后，一忍再忍地熬。 他坦言，《三体》的剧本还在不断打磨，公司收集了四十几万条观众的评论，每一条都像重锤一样敲击着他的神经。一个导演在公开场合谈论压力两个字，听起来或许轻描淡写，但如果你了解他一路走来的艰辛，便会明白这背后蕴藏着难以言喻的重量。 奇怪的是，当我在反复观看那段发布会视频时，脑海中浮现的并非《三体》的恢弘场景，而竟是巩俐的身影。 并非因为她与张艺谋曾有过怎样的交集，那些旧事早已被人嚼得干干净净。真正触动我的，是那个挥之不去的靠山的标签，像口香糖一样黏附在她身上，难以甩脱。 嫁给了法国丈夫，有人便说她的靠山是跨国婚姻；在戛纳担任评委，又有人认为那是凭借圈子里的关系才得到的机会；更有人将她一整段辉煌的职业生涯，简单粗暴地归结为跟对了人。仿佛一个女人想要抵达成功的彼岸，就必须拥有一个巨大的靠山，才能站稳脚跟。 可事实上，巩俐最初学会的，与靠山毫无关联。那是1965年，她降生在济南一个拮据的家庭。 父亲巩力泽是山东大学经济系的一名教授，母亲赵英则在国营工厂担任财务工作。家里已经有了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当母亲赵英怀孕时已经41岁，第一反应竟是不愿意。老人曾叹息，养活一个孩子已经不容易，再多一个只会更加拮据。

于是，她就这样来了，成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与兄姐们相隔整整十余岁。后来，赵英在采访中回忆说，给这个女儿取名俐，是希望她不像大女儿巩雯那样过于内向，要聪明伶俐、活泼开朗一些。这个名字里，蕴含着母亲对女儿性格的一种朴素期许，而非什么宏大目标。 她渴望考入艺术院校，却连买不起一件乐器。她独自跑到山东大学图书馆打工，偷偷蹭幼儿园的钢琴课程。没过几天，就被赶了出来。父亲四处奔波，好不容易才攒下了十几块钱，买了一架破旧的手风琴。 那天晚上，她不顾寒冷，在街上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的身影。远远地看见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她便迫不及待地冲上去，将手风琴紧紧地背回家。母亲说，那架红色的手风琴，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济南的家中。 十几块钱，一架旧琴，一个在凛冽寒风中期盼父亲的小女孩。如果你执意要寻找靠山，这也许就是巩俐最早接触到的东西。它不是人脉，不是资源，而是一个清贫的家庭愿意为一个孩子的强烈好奇心，付出那一点点微薄的空间。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为了考艺术院校，努力了整整三年。省内的师范院校专业课虽然及格，但发榜时却不见她的名字。打听了一下，才知道那是因为有人动了关系。她无处可托，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考试。 1985年，她终于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专业课成绩突出，但文化课却差了十几分。幸运的是，北京的老师向上级特批，让她得以进入了中戏。这段经历中，并没有出现任何可以依靠的山。每一步都是她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如果遇到阻碍，就另辟蹊径，继续前行。 1987年，张艺谋为了《红高粱》的选角来到中戏，原本相中了史可。就在当天晚上，巩俐从南方拍完一个单集剧回到北京，一位老师建议张艺谋再试一试。第二天，她来参加试镜，结果一举成功。

这件事后来被人们津津乐道，说她是命运垂青，然而，命运垂青的，其实是一个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的人。从小，她就在山东大学的大院里长大，每周的电影放映会让她心驰神往，可家中拮据，无法让她天天去看电影，于是她便自己用和电影票颜色一样颜色的纸，画着假电影票，画得惟妙惟肖，以至于检票员都难以分辨真假。 一个会画假电影票的小女孩，最终站在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领奖台上。 《红高粱》1988年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成为第一部斩获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奖项的华语电影。1992年，《秋菊打官司》让她成为了中国内地首位威尼斯电影节影后。1997年，她坐在第50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审席上，成为第一个担任这个位置的华人。 此后，柏林、威尼斯、东京，她都曾担任评委会主席。这些成就，没有哪一件是靠山给予的。 当然，张艺谋对她而言，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红高粱》，巩俐或许很难被世界所知。但同样真实的是，张艺谋选择她的那一年，她仅仅是一个尚未毕业的中戏学生，没有任何国际经验，没有任何可以被人脉交换的东西。 他选择她，是因为在试镜的那一天，她身上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气质，完美地诠释了九儿这个角色。此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一部接一部，张艺谋也在不断进化，而她也在不断蜕变。一个导演和一个演员之间最长久的合作关系，从来都不是谁依赖谁，而是彼此都能在对方身上汲取养分，共同成长。 外界却不太愿意相信这种简单而真实的模式。他们更喜欢讲述一个简化的故事：一个女人走向成功，一定是因为她身后站着某个人。丈夫、情人、导演，圈子里的大佬，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延伸，唯独不愿意承认她自身的价值。

巩俐的母亲赵英，后来被媒体标签为98岁的靠山。这个数字缺乏权威报道的支持，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赵英老了。 2007年春节，巩俐推掉了《黄金甲》的宣传行程，赶回济南陪伴母亲过年。那时母亲年已八十二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经常住在医院里。 一个八十二岁，身体并不健康的母亲，又在世上多活了近二十年，她依旧坚守着。 媒体写着巩俐蹲在厨房里，小心翼翼地掰成四瓣的药片混入小米粥中，写着她会在合同里加上拍摄地必须离北京两小时航程内的要求。这些细节出自一些自媒体，无法完全保证每一个字都真实，但它们所指向的状态，与2001年CCTV采访赵英时留下的记录，却是一脉相承的。 那篇采访中，赵英用浓重的沈阳口音，坐在北京的家中，讲述着巩俐小时候的故事，讲述着那架旧手风琴，讲述着她考了三年才考上大学的经历。她的语气中，并非我培养了一个国际影后，而是一个母亲在娓娓道来自己那个爱唱爱跳、模仿能力超强的女儿的童年。 赵英从未将巩俐视为一座需要供奉的山。她只是那个在她想要学习音乐时，和丈夫商量无论多难都要买一架旧琴的人；是那个在她连续考了三年学校都未中的时候，没有说算了的人；也是那个晚年糊涂了，将巩俐认成了已故的大女儿巩雯，巩俐却不纠正，顺着应一声的人。 巩俐自己成为了母亲吗？

她没有。她没有生育孩子。她与法国音乐家让-米歇尔·雅尔结婚，丈夫全力支持她，每天都回到母亲家一起吃饭，一家人安居在北京。 一个在国际红毯上被尊称为巩皇的女人，回到北京，最终还是回到了那间有着旧手风琴的房子里，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这其中，蕴含着一种庄重而平静的对照。 母亲当年并没有为她规划道路，也没有能力为她铺路，甚至认为她的眼睛不够大，皮肤不够白，可能不适合演戏，劝她去当老师。然而，正因为这个没有替她做决定的人，成为了她后来所有选择的坚实后盾。 不是因为她从母亲那里获得了什么资源，而是因为她从小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道路要自己走，走不通就另辟蹊径，家里那架价值十几块钱的旧手风琴，已经能给予她的一切，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 2026年4月，巩俐站在戛纳电影宫的紫毯上，以世界人工智能电影节主席的身份亮相。人工智能电影正在用算法生成画面、生成表演、生成故事，行业内一半的人兴奋不已，一半的人则惶恐不安。 她在致辞时，并没有站在技术的对立面，也没有将人工智能捧为神。她说，人工智能可能充满争议，但它也为我们开启了全新的故事想象空间。

她更进一步地说：电影的温度源自人心，科技的力量让表达更加自由，也更加深远。 一个从济南大院里画假电影票开始的女孩，五十年后站在戛纳，谈论着人工智能。她不会害怕工具，因为她太清楚工具的本质了。 手风琴是工具，电影票是工具，摄影机是工具，人工智能也是工具。工具可以让我们表达更加自由，但工具永远无法理解母亲在41岁不想要这个孩子时，最终还是倾尽全力将她养大所付出的心血，无法体味姐姐将嫁妆钱塞给妹妹去交学费的分量，更无法懂得一个女孩在发榜名单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时，内心那种茫然和失落。 这些东西，不在算法之中。 它们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 张艺谋在釜山说，《三体》很难拍，四十几万条评论每条都是压力，他需要认真研究观众的要求，希望能拍出一部好电影。一个导演面对观众的压力，和一个演员面对角色的挑战，本质上是一样的。 你无法通过任何一座山来卸掉这种压力。你只能静下心来，阅读评论，修改剧本，反复试戏，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完成。

巩俐的职业生涯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座可以让她依靠的山。张艺谋给予了她角色，但角色是她自己用心演绎的；国际电影节授予了她荣誉，但荣誉是她一部戏一部戏实实在在地用实力换来的；母亲给予了她一架旧手风琴，但琴弦的磨损和音乐的旋律，都是她自己创造的。 标题里说98岁的她是巩俐真正的靠山，这句话只有一半是正确的。赵英不是一座山，她只是一个在贫困中将五个孩子养育长大的会计，是一个觉得女儿眼睛不够大，皮肤不够白，可能不适合演戏，却仍然鼓励她考了三年学业的母亲。 她给予巩俐的，远比一座山更深刻、更持久：一种沉着冷静的底气，一种家里的资源有限，剩下的路，你自己去走的信任。 那架红色的旧手风琴，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济南的家中。琴键，恐怕早就泛黄了。 而巩俐，此刻站在戛纳的紫毯上，谈论着人心与科技，回到北京，还是要回母亲家吃饭。 这两个画面之间隔着几十年，中间并没有一座可以一步跨过去的山，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