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晨的通话像一团火,把我的思绪烧得七零八落,手机烫得我捏都疼。她咬着字,毫不留情地说:巩俐能走到今天,全靠张艺谋一路带她飞,赶上他最会拍女人的时候,蹭着那些片子才飞上枝头的。 我听着就窝火,随手把枕头狠狠地砸向墙壁,脑子里嗡嗡作响。

这话怎么能说出口? 难道她只看到张艺谋将巩俐拍得光彩夺目,却全然不记得当年是谁,硬生生地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北京摄影师,从堆满灰尘的工作室里拽出来,推上了国际评审席? 那是另当别开的时代游戏,圈里流行一种说法,你以为是导演成就了演员,其实不然,是演员替导演做了件事,更确切地说,是演员用自己的脸,替导演押了一票。

这桩事儿,我始终觉得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讽刺。 巩俐和张艺谋的交集,已经过去了三十个春秋,多少人提到她,仍然会附带一句:她可是张艺谋捧红的。 但如果你去翻阅九十年代末的欧洲电影节片单,你会发现,巩俐那张东方女性的脸,在戛纳红毯上出现的频率,比当时所有内地的导演加起来都还要高。 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导演这个词,认知度还很有限,摄像机的镜头,往往首先捕捉到的是那个穿着白色衬衫、身材高挑,仿佛能撑起半边天的女人的身影。

记得当时有一次,某部影片想要参加国际选送,却被卡在中间寸步难行,是谁熬夜打了一通越洋电话,我已经心知肚明,但如果细说来,恐怕会得罪一大片人。我曾经跟电影口的资深老记者周先生共事过一段时间,他曾对我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时我不太在意,直到后来,我花了许多年才真正领悟其中的含义。

他用一种略带戏谑的口吻说,巩俐最阴险的地方在于,她离开时,绝不会把桌上的筹码带走,而那些筹码,本就是她和对手一起赢回来的。离开后,没有人胆敢轻易动碰那些筹码,因为上面都刻着她的名字。 刚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像个过分浪漫的艺术家,不像是跑新闻的。 直到我亲身经历过几年的电影行业洗礼,我才明白他所说的筹码,并非是人脉关系那一套,而是一个圈子里独一无二的信用分。 这玩意儿,你光有金钱是买不来的,需要用作品去换取,用时间去沉淀,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名誉去电影节门口排队。

如今,张艺谋能够坐在釜山电影节的主席位上,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电影人的敬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十年前他和某位女演员一起,将几部优秀的影片推向了国际舞台。 要想将巩俐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剥离出去,他至少要重新摸黑前行十年,才能追上当时的步伐。 当然,说巩俐离开张艺谋就一帆风顺,也不尽然。她经历过婚姻的变故,在新加坡度过了半生的平静时光,又远赴法国,与一位制作电子音乐的恋人共度余生。 有网友在巴黎的菜市场拍到她弯腰挑选西红柿,头发随意披散,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看起来平淡而真实。 评论区里涌现出一些颇带嘲讽的话语:当年威尼斯影后,现在是巴黎买菜大妈。

我盯着那条评论看了一会儿,竟然没有产生任何愤怒之情。 或许,这并不是因为我涵养极佳,而是因为我突然领悟到一件事情: 巩俐这辈子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并非在于她获得了多少奖项的肯定,而在于她完全不需要任何人来为她背书,为她证明什么了。 当她站在戛纳的舞台上,仅仅是说一句开幕,底下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就会起身鼓掌,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六十多岁还能在红毯上光彩照人,更是因为她三十多年前就开始代替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荣誉和话语权。

说到底,我还要和自己做个小小的辩论。 我刚刚提到巩俐不需要证明自己,这句话听起来确实很解气,但如果反过来放到张艺谋身上,他又是否需要? 答案是肯定的。 今年春节档《惊蛰无声》上映的时候,我朋友圈里的一个院线经理,发了一个票房截图,并配文:76岁还在一线抢排片。 当时我心头一气,随手发了个挖鼻屎的表情,但冷静下来后,又立即撤回了。

张艺谋这个年纪,还能一年一部地坚持拍片,你觉得仅仅是为了赚钱吗? 绝不是。他是在追寻一种精神,一种妥协不得的气魄。 当年和他一同起步的那一批人,现在要么早已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要么隔三差五地出来挂名监制。 只有他,仍然固守在深圳那栋楼顶,日夜守候在监视器前,与自己的作品和内心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博弈。 而这种坚守,又是从何而来? 说白了,还是源于八九十年代留下的那份输不起的倔强。 当年他每次将影片送出去,心里都会忐忑不安,但只要巩俐在他身旁,最差也能凭借出色的演技,带回一个演员奖。 这种习惯深深地烙印在他的骨子里,即使现在一个人拍片,依然遵循着同样的方式和节奏。

去年,巩俐受邀前往戛纳担任开幕式致辞嘉宾,消息传回国内,立刻引爆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首页都被她的老照片占据。 许多人好奇地询问,巩俐究竟要压过多少代电影人才能算得上圆满? 我看到这些评论时,内心却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这些人似乎根本不明白,巩俐这辈子从来就不是为了压过谁而活。 她是那种无论将她置于何种环境,无论给她安排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将现场的气氛牢牢掌控,将表演推向极致的人。 要用谁压谁这种功利性的标准去衡量她,那是对她价值的片面理解。

前几天,我参观了电影资料馆一期修复展,展出了《菊豆》。 当灯光熄灭的那一刻,我听到旁边一位年轻的女孩,在黑暗中低声啜泣。 走出展厅后,我绕到另一边,查看了配乐名单,赫然发现当年录制主题音乐的录音室,竟然与后来拍摄《卧虎藏龙》时使用的录音室是同一间。 仿佛一切都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因此,如果你问我,张艺谋和巩俐之间究竟谁欠谁什么,我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我甚至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缺乏意义。 感情的事情,早已清算完毕。 而那些共同署名在影片上的名字,每一帧画面,现在看来都代表着两人在各自的领域,为彼此倾注了生命和热情。 如果非要说有一件东西留了下来,那不是留给张艺谋的,也不是留给巩俐的,而是留给了那些一提到中国电影,就能想起九二年,能想起那段黄金年代的人们。 写到这里,我的手机再次响起,艺统那姐们又来询问我最终的立场。 我回复了她一句:我站在监视器后头,旁边空着一个位置。 不说了,烟抽完了,窗户开着,冷风呼啸着,带着电影的光影,也带着岁月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