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递到尔冬升的手中，耀眼的闪光灯如同无数只眼睛，聚焦在台下那些熟悉的面孔。工作人员低声提醒他多赞美一下自己的电影，他接过话筒，却出人意料地率先提起了另一个人——袁澧林。尽管她本人并未出席这场首映礼，但那段日子，她的内心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0月17日，《第四幕》在香港演艺举办了一场慈善首映，袁澧林缺席，媒体立刻将矛头指向她，追问她的近况。尔冬升说到一半，突然停顿了一下，语气沉重地说，担任香港电影导演会会长的那几年，他遇到的事情远比任何女演员的投诉都更棘手——有年轻男演员，带着哭腔找到他，控诉自己遭到了一位男导演的性骚扰。
全场瞬间安静下来，仿佛时间都凝固了。就在不久前，袁澧林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篇名为《那些永远不会到来的道歉》的长文，她如数家珍般地列举了自己在入行十几年间遭受的委屈。有男导演当面评价她的长相，说她看起来像是真心想交往而不是别人想占便宜的类型；有喝醉的同事，用蹩脚的日语问她一些下流的问题；还有一位男前辈，在剧本里没有任何交代的情况下，突然在拍摄时亲吻了她的脸颊。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位文化杂志的总编辑，在宣传新电影时，刚坐下没两句就口无遮拦地称她像是在坐台，事后却还用一种嬉皮笑脸的语气说自己是男公关。
那篇长文一经发布，那位记者立刻向她道歉，杂志社也迅速划清界限，评论区更是被一片声援之声淹没。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情到此就结束了，谁料却又有一位女演员站了出来，勇敢地揭开了香港娱乐圈的种种丑陋遮羞布。
出乎意料的是，尔冬升突然在公开场合揭开了男演员性骚扰的事件。他没有点名，也没有详细描述经过，只是坦率地承认自己确实收到过这样的投诉，而且并非个案。施暴者是一位男导演，那个年轻男演员哭着向他控诉。尔冬升当时就想介入调查，但却发现对方根本不是香港电影导演会的会员——这六个字，如同森严的铁门，宣告着协会无权调查、无权惩处，甚至连提供支持的资格都没有。
他后来对港媒坦言一句残酷的真相：非礼案，真的很难告得赢。
这句话带着一种无力感，却也恰恰反映了香港娱乐圈长期以来形成的微妙规则。法庭讲的是证据，而片场则更多是人情与关系。当受害者鼓起勇气站出来时，对面的往往是掌握着资源、话语权的人，而身边则是一群??不前、唯恐惹事的同行。手机里没有录音，监控早已被禁用，想证明自己遭受了骚扰，却被对方轻描淡写地认为是朋友间的玩笑。大多数骚扰都停留在言语层面，一句带有暗示的玩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一次顺手搭在肩膀上的触碰，单独来看都难以构成违法，但日积月累，却让人如坐针毡。
面对袁澧林那篇长文，有人指责她无理取闹，有人说她趁着红利时期翻旧账。但如果她不揭开这些伤疤，那些伤害就永远会如同被掩埋的秘密，沉寂在黑暗之中。施害者会毫不掩饰地继续维护着自己的权威，变本加厉地侵犯他人。
我记得当时刷网络时，看到一条评论，虽然忘记是谁写的，但却深深地触动了我。它大致的意思是，真正让人感到后背发凉的，不是某个人的恶行，而是整个环境似乎默认了这些事情，甚至鼓励了这种行为。男导演对女演员的身材进行评头论足，会被解读为业内真心话；前辈在片场随意触碰，会被认为是拍戏需要；记者问下流问题，会被认为是开玩笑而已。每个人都在笑着，仿佛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而那个被开玩笑的人，只能强忍着恶心，挤出一个职业性的微笑，默默承受着所有的屈辱。 尔冬升说，他担任会长期间，收到过类似的投诉有好几桩，每一桩都需要仔细核实、寻找证人、等待当事人站出来，但真正能走到法律程序的那寥寥无几。那个男演员走出导演会办公室的时候，一定充满了绝望——他可能犹豫了数年，喝断了无数酒，才鼓起勇气向外界求助，结果却换来一句我们无能为力。 画廊里，有人小声地议论起来：男艺人也被骚扰？这圈子到底还有多少不堪的秘密被掩盖着？ 然而，没有多少人回应，大家只是端着酒杯，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继续着觥筹交错的社交仪式。 首映礼结束后，我独自走在繁华的中环天桥上，路过一个蜷缩在纸箱里的流浪汉，旁边散落着一瓶未喝完的啤酒。不知道他梦见了什么，突然翻了个身，低声嘟囔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 天桥上风很大，吹得我的外套紧贴在后背上，带来一阵凉意，但这股寒意并非来自温度，而是来自内心深处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 希望这次事件能真正推动香港娱乐圈的改革，让那些被压抑的声音能够得到回应，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够在阳光下自由地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