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夏天，对于孟京辉来说，简直是九死一生。那时的他，几乎要将手头的房子抵押出去，只为了保住一家戏。事情的起因是，《恋爱的犀牛》建组仅仅十天，投资方就突然撤资，二十一万的盘子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后来，廖一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孟京辉拿着房产证四处奔走，那块证件，几乎是他家唯一的财产了。幸好，一位大学同学伸出了援手，借来了二十万，才勉强将这场危机挡了回来。而参与那次在后台，商量这戏到底要不要继续做的讨论中，赫然出现了一个名字——戈大立。彼时，他是青艺的经理，同时也是这部戏的策划。制作人赵海与他沟通了情况，两人合力判断，最坏的结果也无非是共同承担这次的损失。
提起戈大立，或许很少有人在观众席上听过这个名字。但他更少为人所知的身份，却是更值得玩味的：他竟然是刚过世的90岁高龄的金鸡影帝戈治均的儿子。而戈大立本人，则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艺术总监，一个正局级的职位。
2023年10月26日，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发布讣告，宣布这位传奇表演艺术家离开了我们，享年90岁。讣告上长长的头衔：人民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编剧、导演、第21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人们或许忽略了，他在1956年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水利系，却因为被西影厂一眼相中，毅然放弃了水利专业，从此走上了表演之路。还记得1992年《秋菊打官司》里，那个在巩俐和村里人之间周旋，努力劝和的李公安吗？那便是他的身影。 2001年，65岁的高龄，他凭借《押解的故事》荣获金鸡影帝，领奖时更是坦诚地表示，当时竟是手足无措，不知说什么、也不知干什么好。《走向共和》里的荣禄，《白鹿原》里的鹿泰恒，都是他用生命诠释的角色。他一辈子似乎没演过男主角，但每一个配角都深深地烙印在观众的脑海里，成为不可磨灭的记忆。
戈大立出生于1970年的西安，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而非表演系。这个选择本身就透出了他的不同于常人的眼光。他的家族，上一辈有站在聚光灯前的演员，也有默默耕耘的编剧，而他，却选择了制作人这条道路。父亲在舞台上光芒万丈，长辈们在纸上挥洒才情，而他，则站在中间，负责掌控资金、协调人员、把控全局。
制作人这个词听起来有些虚无缥缈，但拆开来看，却无比具体。导演说需要在台上搭建一面十米高的墙，制作人就要想尽办法接住它，还要预见墙的搭建需要多少资金。孟京辉在话剧圈里出了名的富有想象力，舞台上的想法天马行空，敢于突破。而敢想敢做的背后，总需要有人承担责任，把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从1998年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开始，戈大立就成为了那个默默承担起算账重任的人。
《恋爱的犀牛》最终被誉为小剧场话剧的传奇。首轮原本定的是二十场，后来被迫加到了四十场，北兵马司胡同剧场里的过道都挤满了加座的观众。首轮票房竟然接近五十万，成为了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靠纯票房盈利的小剧场话剧。然而，回首1999年那个资金链断裂的夏天，戈大立和赵海在撤资之后，却下定了决心：继续做下去。李乃文后来回忆说，有一天孟京辉突然像疯了一样冲进后台，大喊着让我们快出去看看。大家冲出去，发现从票房到马路边，都排满了等待购票的队伍。那一幕与戈大立似乎没什么直接关系，他既不在台上，也没有加入到队伍中。但能够形成如此长长的排队队伍，的前提一定是戏本身没有在排练厅里走向失败。
孟京辉和戈大立，已经携手合作了二十多年。在2009年《犀牛》十周年巡演启动的时候，戈大立面对记者，脱口而出了一句：在一起这么多年，孟京辉唯一一次跟我说了声谢谢，是2003年《犀牛》重演时的一次谢幕。 这么长的时间，只这一句公开的感谢。这句话，并非抱怨，更像是对一种工作关系的真实写照：一个人负责在台上肆意挥洒创意，一个人则负责在台下将这份疯狂变得可行。2002年，孟京辉排练《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戈大立看完排练后直言不讳地指出，孟京辉以前的戏里有一些媚俗的东西，只有有了国家话剧院的资金支持，才能真正放开手脚。孟京辉或许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评价，但戈大立却勇敢地说了出来。制作人，绝不是一味地捧着导演的人，而是那个当导演飞起来的时候，时刻提醒他脚下有没有潜在的坑洼的人。
戈大立在体制内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但他的每一步都建立在作品的基础之上。2020年12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人事司宣布任命，田沁鑫担任院长，戈大立则担任艺术总监，并晋升为正局级。与此同时，他还卸去了副院长的职务。更早之前，他在担任副院长期间，就曾公开表达过一个判断：话剧应该走院线渠道，如同电影制片方对接电影院线那样。能够在十年前就提出院线化这三个字的人，他的脑海里计算的绝不仅仅是一出戏的账目。 话剧《活着》在2012年搬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黄渤、袁泉主演，孟京辉导演，而制作人一栏，赫然写着戈大立的名字。从北兵马司胡同的小剧场，到国家大剧院的大舞台，这两个人的名字并肩出现在无数剧目之中，已持续了整整二十多年。在话剧圈，合作关系大多脆弱易碎，艺术分歧、财务纠纷、性格不合，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导致搭档分道扬镳。而他们却能够一直携手前行，靠的不是深厚的个人情谊，而是彼此对对方想法的理解，以及在完成任务后，能够真正让事情落地实施的实力。 戈治均一生都在扮演夹在中间的角色。在《秋菊打官司》中，他扮演着李公安，在巩俐和村长之间两头跑，尽力调和矛盾；在《白鹿原》中，他饰演鹿泰恒，左右衡量，试图在时代洪流中找到平衡点；在《走向共和》中，他扮演荣禄，阴沉地盘算着权谋。他所饰演的小人物，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并不站在聚光灯下最耀眼的位置，但一旦将他们抽离，整个戏就会瞬间崩塌。戈大立所做的事情，也与其父亲颇为相似。他同样不站在台前，不谢幕，不接受鲜花，但孟京辉的戏也好，国家话剧院的创作体系也好，缺少了制作人这个环节，很多东西都难以落地。 老戏骨65岁荣获金鸡奖的那天，坦诚地表示自己手足无措；晚年拍完《白鹿原》后，更是感慨万千，说自己大概是到了封箱的时候了。而他的儿子，则继续在另一个位置上，将戏一出一入，源源不断地推向舞台。一个用演艺生涯立住自己，一个用制作能力立住自己。道路不同，但脚下的东西，却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