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看惯了传统亲情片的观众而言,多兰的这部作品可能会带来某种生理性的不适与心理上的震颤。它入围了第67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斩获评审团奖,拍摄此片时多兰不过二十五岁。与他五年前那部充满愤怒与逃离感的处女作《我杀了我妈妈》相比,《妈妈儿子》多了一份回望之后的宽厚与悲悯。它没有把母子关系拍成控诉,也没有拍成颂歌,它拍的是两个被困在逼仄空间里的人,如何用最笨拙的方式互相伤害,又如何在伤痕累累中互相取暖。

影片的故事设定在近未来的加拿大魁北克,但导演刻意弱化了时代与地域的标签,让焦点完全聚焦于这对母子本身。单亲母亲戴安绝非银幕上那种常见的、仿佛天生具备无限包容力的隐忍形象。她抽烟、喝酒、满嘴脏话,生活被债务和琐事搅得一团糟,浑身散发着被生活反复打磨后的粗粝感。而她的儿子史蒂夫,则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与间歇性爆发障碍,情绪极易失控,冲动且带有攻击性。这对母子的日常,就像一场没有中场休息的拉锯战:前一秒他们还在嬉笑打闹,后一秒就可能因为一句话而爆发激烈的争吵与摔打。他们彼此消耗,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方唯一的精神支柱。
这部电影最被影迷与影评人称道的,是其极具创造力的视听语言,尤其是对画幅的运用。在影片绝大部分的时间里,画面被强制限制在1:1的方形画幅之中。这种构图规整而压抑,在视觉上精准地对应了母子二人被现实、病痛和情绪死死困住的状态。观众和他们一起,被困在一个几乎没有余地的方框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然而,在影片为数不多的温情时刻——比如史蒂夫踩着滑板在街头飞驰,戴安推着购物车欢快地跟随——画幅会突然向两侧拓宽为开阔的宽银幕,视野豁然开朗。这一手法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让“窒息”与“释然”不再是需要台词去解释的心理状态,而是变成了观众可以用眼睛直接捕捉的视觉经验。你在方框中等待那些稀有的开阔瞬间,从而更切身地理解了这段关系的重量。
戴安这个角色的价值,在于她彻底拒绝了“母爱本能”的理所当然。她会崩溃,会在包容与放弃之间反复摇摆,会在被儿子气到极点时说出伤人的狠话,也会在深夜独自垂泪。她的坚持之所以动人,恰恰因为它不是一种天赋的本能,而是一个普通人在绝境中,每一次都在挣扎中重新做出的选择。同样,史蒂夫的叛逆也没有被简单粗暴地归结为“问题少年”的标签。他偷东西是为了送给母亲项链,他渴望被爱,却只会用最笨拙、最具破坏性的方式去索取和确认。
影片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邻居凯拉,一位患有失语症的高中教师。她的出现短暂地为这对剑拔弩张的母子提供了一种缓冲与平衡的可能。她教史蒂夫在情绪失控时通过深呼吸来平复,也让戴安在紧绷的生活中获得了片刻的喘息。三个人相处时,影片难得地流露出一种近乎理想的、松弛的生活微光。但《妈妈儿子》最可贵也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坚决拒绝了廉价的救赎叙事。史蒂夫此前暴力行为带来的后果持续发酵,戴安面临一笔巨额赔偿。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她最终做出了一个残酷的决定:将儿子送回医院接受治疗。这个选择无关对错,它只是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所能做的最后选择。影片的结尾并不提供安慰,但它提供了一种诚实的注视——对那种既深且痛、既无法割舍又无法呼吸的羁绊的注视。
对于娱乐影视爱好者来说,《妈妈儿子》是一部值得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作品。它或许不会让你感到愉悦,但它会让你看见,在那些被颂歌掩盖的角落里,爱还有另一种更为真实、也更为沉重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