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上唇的胡子称为“髭”，又叫“八字胡”；下巴的胡子叫“山羊胡”；两鬓到下巴的叫“络腮胡”；两颊上的叫“髯”，蜷曲的叫“虬髯”。然而留与不留、留什么样的胡子，在历史的不同节点上，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审美问题。
剃须的习俗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在那之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留着大胡子。古希腊时期，大胡子是男子汉气概的象征，亚历山大大帝却下令士兵剃光下巴，以防肉搏战时被敌人抓住胡须。
鲁迅先生从日本回到故乡时，嘴上留着向上翘起的胡子，坐在船里和船夫聊天，竟被夸赞“中国话说得真好”，闹出一场“他是日本人”的误会。
彼时街头随处可见日本仁丹广告，这两撇小胡子早被民众钉上了东洋标签，但凡脸上挂着这副胡子，再配上一身洋装，很容易被划入奸细的嫌疑名单。浙江督军署少将谘议兼驻沪调查员官成鲲，便是在反日情绪高涨的1919年，因为这副胡子命丧黄泉。
1919年6月，五四运动的烈火燃遍全国，上海“罢课罢工罢市”运动如火如荼，空气中弥漫着亢奋与恐慌交织在一起的气味。
就在此时，“日本人在公共水源投毒”的谣言迅速发酵。传言起初从街头小报开始：法租界南阳桥附近“有人抓住了投毒的日本人”；东辕门馒头店，一男子向茶摊的水缸投入铜钱，被店主指为“化妆成中国人的日本人”；华法交界处，日本人在水龙头下洗刷酱油瓶，被误以为洗涮毒药瓶；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拿着两个药瓶玩耍，也被怀疑“受日本人指使下毒”。
恐慌随后蔓延到食品领域，共和路菜场传出有人向蔬菜喷洒药水，《救亡雪耻报》绘声绘色地描写小孩吃了一口糕点后“嘴唇发紫起泡”，有人将蜜饯投入水里竟“沸腾起来”。市井间还凭空传出解毒的偏方，说吃驴肉就能化解水里的毒药，一时间驴肉被抢购一空。
短短数日，“日人置毒”从传言升级为大范围的恐慌，民众对身边的陌生人充满警惕，但凡口音怪异、穿着洋派、留着仁丹胡的，都会被民众盘问。
1919年6月10日，官成鲲外出。他早年留学日本，留着典型的日式“仁丹胡”，外加一身西装，在上海街头格外显眼。他走到康定路附近时，蒋六根等七名乡民拦住了他。据传此前数分钟内，官成鲲曾在自来水龙头旁小解三次，这一举动引起乡民怀疑，认定他是在向水源中投放毒药。
乡民高声质问，但官成鲲只会讲台州方言，对上海话一窍不通；蒋六根等人只会上海土话。两拨人你来我往、比手画脚，谁也听不懂谁。语言壁垒在恐慌情绪中化作一堵绝望的高墙，乡民们愈发坚信：眼前这个留着东洋胡、穿着洋服、满口“鸟语”的人，分明就是乔装打扮的日本奸细。
愤怒的人群不再给他辩解的机会，手持农具铁器一拥而上，对这位堂堂陆军少将展开了围殴。官成鲲双拳难敌四手，当场被打成重伤，在送往医院途中气绝身亡。
同天，日本人片冈恒雄乘黄包车到沪西小沙渡，数百乡民蜂拥而至，怀疑他向河浜投毒，遂围殴成重伤。
另有两名日本人在街头徘徊问路，也被误认作投毒者，险遭群殴，被迫仓皇躲进岗警所。被日本占领的朝鲜人同样未能幸免，一名朝鲜人到酱园打酱油，被市民一路追打，酱园店主为平息众怒，只得将整缸酱油全部倒掉。
更荒诞的是，复旦公学广东籍学生萧某，因口音和长相不同于本地人，被指为“日本人乔装”，遭围殴口鼻出血，幸得学生会出面解救才脱身。6月12日，驻军第10师参谋官曹宝山与辎重营张副官便衣散步，曹参谋内急，在路边菜园解手，乡民发现后认定是在“下毒”，二人很快被围殴致重伤，如果不是护军使署马参谋长乘车路过解围，他们恐将步官成鲲的后尘。
事后，巡捕房逮捕了蒋六根等人，但审讯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凭“死者多次在自来水龙头旁小便”的供词及茶馆堂倌蔡桂林等人的“证明”，行凶者无罪开释。北洋政府对官成鲲遗孀刘氏的抚恤也非常寒酸：“一次恤金六百元，遗族年恤金三年，每年三百八十元”。
一位陆军少将，只因留了一副不合时宜的“仁丹胡”，便命丧乡民乱棍之下，死得不明不白、无处说理，令人唏嘘。
一桩血案，七条棍棒，半日喧嚣，竟抵不过一张没有面孔的谣言；一个少将的性命，终不及一副胡子来得醒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