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16日，江西吉安的天气平淡无奇。那天上午，井冈山学院中文系大二女生蔡伟娟去图书馆借了两本书，出来时碰到同班班长林少俊，两人简单交谈了几句。班长回忆说，她当时看起来和平时一样，没有任何异常。随后，蔡伟娟朝湖心亭方向走去。下午两点左右，还有人看到她在湖心亭看书，但之后的专业课上她的座位空着，从此再没有人见过她。
几天后，蔡伟娟刚借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现在吉安市人民广场的花坛里，旁边整齐摆放着她的梳子和镜子。她就像被什么东西从校园里抹掉了一样，连身份证都没带。
蔡伟娟是福建漳州龙海人，1984年出生，家里的独生女。父亲蔡瑞兴在当地经营电器生意，身家达到千万级别。在父亲眼里，蔡伟娟是个不用操心的孩子，大一就拿了两次专业奖学金，还被评为优秀青年志愿者。她每周都会给家里打电话，什么事都跟父母说。失踪前几天的那个周末，她照常打了电话回家，嘱咐父母注意身体，说自己会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
11月19日晚上，蔡瑞兴接到学校电话，得知女儿已经三天没出现了。妻子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听到消息后当场晕倒，他把她们送到医院后连夜赶往江西。到了学校，蔡瑞兴发现女儿的宿舍里一切如常，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都在，衣物用品也摆得好好的，没有任何要出远门的迹象。
人不见了，东西却开始一个接一个出现。失踪第五天，一位退休老师在吉安市人民广场散步时，在花坛里发现了几本书和一面小镜子。又过了两天，一名农妇在距离学校十多公里的青原山捡到一个牛仔挎包，包里装着当天的课堂笔记。课本出现在市中心的广场花坛，挎包则出现在十几公里外的荒僻山野。蔡瑞兴想不通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些地方，如果女儿是被人带走的，对方为什么要分两次在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地点丢弃她的物品。
蔡瑞兴后来一直认为女儿是被绑架了，因为证件和手机全留在宿舍，人却没了。辅导员解释说大学是开放式的，学生可以去上课也可以不去，老师无法判断学生是没去上课还是失踪了。蔡瑞兴没有责怪学校，但他错过了宝贵的三天时间。
2004年的井冈山学院，图书馆没有监控，校园周边也几乎没有摄像头。警方组织大量警力在吉安市排查，车站、乡村都搜了一遍，但什么也没找到。那几年中国的刑侦技术还不发达，一个人在没有监控的地方消失，找回的方式基本只有一种：有人看到她，有人记得她，有人提供线索。
蔡瑞兴决定关掉电器商行，变卖家产，带着钱踏上寻女之路。他在吉安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作为寻找女儿的“指挥部”。他跑遍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广东等地，印了十几万份寻人启事，走到哪里贴到哪里。为了省钱，他睡过火车站的长椅，吃过冷馒头，渴了喝田沟里的水。近两千万的积蓄在十几年的奔波中一点点耗尽，他开始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挣钱一边寻找。
2026年，蔡瑞兴71岁了，高血压、关节炎缠着他，走路一瘸一拐，但他仍在吉安街头走动，手里攥着磨旧的寻人启事。女儿的房间一直保持原样，课本、奖状每天擦得一尘不染。有人劝他按法律规定申请宣告死亡，但他拒绝了，他说签了那个字就等于亲手掐灭最后一点希望。万一女儿哪天回来了，至少还能有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