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5日傍晚，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了当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者名单。三位科学家荣获此奖项：美国神经科学家卡尔·戴塞洛斯、德国生物物理学家彼得·黑格曼和格奥尔格·纳格尔。他们因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奠基性发现而受到表彰。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锋得知消息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曾有幸师从这三位诺奖得主，并深受他们的科学成就和慷慨贡献的影响。
这种巧合非常罕见。戴塞洛斯是张锋在斯坦福大学读博期间的导师。2004年夏天，戴塞洛斯在斯坦福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张锋成为首批博士生之一，负责将绿藻中的光敏蛋白送入神经细胞。另外两位获奖者也与张锋有过师生关系。可以说，三位诺奖得主的名字中都藏着一个年轻人的青春记忆。
张锋生于1981年，原籍河北石家庄，现为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他在CRISPR基因编辑领域被视为顶尖开拓者之一。2013年，他率先实现了CRISPR-Cas9在哺乳动物细胞中的高效编辑，开启了基因组工程的新篇章。2020年，当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开发出CRISPR机制的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和珍妮弗·道德纳时，张锋的名字曾频繁出现在各类预测榜单上。但那次他未能获奖。如今，他的导师们同日加冕，而这位被预言“迟早登顶”的华人科学家仍在等待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
回顾历史，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以宇称不守恒理论首次让华人站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此后每隔十几年，总有一位华人科学家走上前去。1986年李远哲获化学奖，1997年朱棣文、1998年崔琦先后获物理学奖，2009年高锟以光纤研究摘得物理学奖。2015年，屠呦呦凭借青蒿素拿下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华人第一次在这一领域获奖。
然而，这份名单显示两个耐人寻味的特点。一是获奖领域高度集中在物理和化学，直到2015年屠呦呦才打破了这一局面。二是绝大多数获奖者是在海外学术体系下完成的研究。屠呦呦的获奖打破了“华人只能在海外拿诺奖”的刻板印象，证明中国本土也能产生世界顶级成果。
尽管如此，中国仍需更多突破。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煜明是医学奖方向上的热门人选。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发现了孕妇外周血浆中存在胎儿游离DNA，并据此开发出无创产前检测技术。这项技术已在全球超过90个国家落地，每年惠及数以千万计的孕产妇。他在2022年获得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但仍未能获得诺贝尔奖。
物理学方向上，薛其坤是最被看好的华人科学家。2012年底，他带领团队首次实验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此后荣誉不断，202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24年拿下国际凝聚态物理最高奖巴克利奖。今年9月，他又入选了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
这些名字表明华人科学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逼近诺奖门槛。但“逼近”和“进入”之间仍有距离。张锋的学术成就已达到诺奖水平，但由于基因编辑领域的桂冠已被他人摘走，加上专利之争，他的冲奖之路充满悬念。卢煜明的技术应用成功是加分项，但也有人认为诺奖更偏爱纯粹的原理发现。薛其坤手握实打实的诺奖级成果，但物理学奖名额稀缺且评审复杂。
这些不确定性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华人科学家在国际学术圈的话语权相对边缘，国内科研评价体系长期重论文数量轻原创突破，诺奖评审也有其特定逻辑。不过，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中国基础科研投入持续加大，顶尖期刊上的中国论文数量稳居世界前列，一批年轻科学家开始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在多个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已经具备了并跑甚至领跑的实力。
诺奖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奖赏，它需要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与生态养成。打破“一步之遥”的魔咒，需要一套鼓励长线攻关、包容失败、尊重基础研究的土壤。张锋的故事或许正是这句话的最佳注脚。他在祝贺导师时说，自己领略过他们的卓越与慷慨——这句话也许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卓越是一种标准，慷慨是一种传承，而诺奖不过是这条漫漫长路上偶尔亮起的一盏灯。
灯一盏一盏地亮着，路上的人一代一代地走着。属于华人的下一盏灯究竟会在哪个方向亮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