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60岁老人突发脑出血离世后，同居相伴十余年但没领结婚证的女友私拿借条追回37万元欠款拒不返还，老人的亲生子女愤而以不当得利将其起诉。近日，记者了解到的这场纠纷，戳中了无数老年搭伴养老家庭的财产隐忧。
据了解，安徽的梁女士与哥哥常年在异地生活，他们的父亲早年离异，独自在老家经商。
2012年左右，老人与时年三十多岁的江某相识并确定了恋爱关系，此后长年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十多年时间里，两人始终没有前往民政部门登记，法律层面并未结为夫妻。
2025年5月24日，老人生病突发脑出血，病情十分危急。家属紧急将老人转送多家医院救治，抢救二十多天后，老人仍在同年6月16日不幸去世，终年60岁。由于发病急促，老人生前未曾订立遗嘱，其名下财产的后续处理随之陷入争议。
抢救期间，江某一直在病房陪护。为了保障治疗开支，梁女士兄妹及亲属凑了一笔钱交由江某保管，用于结算日常医疗费用。料理完后事，梁女士核对账单后认为，实际支出并未达到交付的金额，结余款项作为父亲遗产，理应返还给法定继承人。
除了医药费差额，债权问题同样产生了分歧，梁父生前经商，在外部留有一些个人借款未结清。
2025年7月10日，梁女士与江某一同前往芜湖找借款人要账，据梁女士陈述，其因身体不适在酒店休息，由江某独自出面，向债务人收回了十几万元欠款。
原告梁女士称，她随后与江某协商这笔钱的交接，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当她再次回到父亲住所时，发现屋内的诸多生活物品已被搬走，父亲留存的原始借条也全都不见踪影，债权催收线索一度中断。
直到2026年7月，梁女士凭着记忆找到了另一名借款人的工作单位。经由对方协助，梁女士陆续联系上了父亲生前的其他债务人。
对方的回复让梁女士吃惊，借款人表示手头借款早就还清了，收款人正是他们以为的老人“妻子”江某。
转账记录显示，2025年7月至2026年年初，江某多次以老人爱人的身份联络多名借款人，连同芜湖收取的钱款，共追回欠款37万元。兄妹二人对此全然不知。
沟通无果后，两人以不当得利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江某返还医疗费与债权共计51万余元。
2026年11月5日上午9时，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庭审现场，双方围绕原告诉请陈述了截然相反的事实，被告江某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求。
针对原告主张返还的医疗费结余，江某当庭表示，从原告及亲友处接收的全部款项，在老人救治期间均已尽数支出，不存在资金滞留。
双方在医疗费实际核销账目上分歧明显，具体差额仍有待证据进一步核验。
针对收取的37万元债权，江某认可自己确实收回了这笔钱。江某答辩称，
同居期间老人曾向她借款，部分家庭开支也是由她承担，收回款项属于对债务的合理折抵。出席庭审的江某亲属也表示，江某共同生活近十五年，为照顾老人辞职，理应享有财产权益。
江某亲属补充陈述，老人生前住院时曾在邻居在场的情况下口头交代江某，让她拿借条去把钱收回来，用于看病及维持日后生计。
江某方表示，收回的款项多数已偿还共同生活期间的债务。原告方则认为，口头委托缺乏法定依据，私自追债属于擅自侵占遗产。
共同生活十多年，在法律上能直接等同于夫妻享有继承权吗？答案是否定的。自1994年2月1日起，
我国法律不再承认事实婚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男女，法律层面不具备配偶身份。
即便共同居住多年，江某依法不属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江某主张的照料付出与生活依赖，对应的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的适当遗产酌给权。该条款明确
，对继承人以外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遗产。
这项规定体现了对扶养事实的照顾，但性质上属于司法酌情救济，并不直接赋予同居方擅自处置财产的权利。
当事人必须在诉讼中举证自身的照护或依赖事实，由法院依法酌定，不能在未经司法判决的情况下，自行将债权扣留支配。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死亡意味着委托代理关系终止。即便口头交代属实，代为收回的欠款依旧属于被继承人的合法遗产，受托人无权单方决定用于冲抵债务。在缺乏有效遗嘱的前提下占有并支配该款项，法定继承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具备法律支撑。
目前，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尚未当庭宣判。口头委托能否获得采信、债务抵扣是否真实有效，均有待审判机关审查判定。老年群体在搭伴养老过程中，若缺乏规范的生前书面约定，身后的财产关系往往容易走向对簿公堂的尴尬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