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0日上午，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World Laureates Foundation Prize，中文简称“顶科奖”）获奖名单在中国上海·临港中心正式对外公布。这是顶科奖自2021年创设以来的第五次颁发，共有11位科学家荣膺这一奖项。
11位获奖者分属三大奖项：世界顶尖科学家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1位，由美国杜克大学的英格丽·多贝西获得；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4位，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袁钧瑛、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王晓东、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邵峰以及美国基因泰克公司维什瓦·迪克西特共同获得；今年全新设立的世界顶尖科学家奖“青年科学家奖”迎来首届6位获奖者，他们是马克斯·普朗克固体研究所的拉斐尔·朱丽叶·克莱芒、复旦大学的陈培宁、清华大学的丁世谦、斯坦福大学的吴佳俊、上海交通大学的谢伟迪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庄梓铨。
这一届榜单有几个“首次”格外醒目：华人科学家首次获奖，其中邵峰成为顶科奖创办以来首位中国籍获奖者；青年科学家奖首度设立，6位获奖者中有5位是华人科学家；在本届所有提名参评科学家中，华人科学家占比超过一半。颁奖典礼将于10月30日至11月1日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期间举行。
五年五届
顶科奖由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发起并承办，红杉中国独家奖金捐赠，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会提供支持。奖项于2021年在上海发起创设，2022年首次颁发，至今年共颁发五届。前四届共产生12位获奖科学家；加上今年的5位资深奖项得主和6位青年科学家奖得主，五年来已有23位科学家荣膺顶科奖。
短短五年间，顶科奖的成长轨迹清晰可见。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吴晓华在发布会致辞中表示，2026顶科奖提名数量、提名质量均创下近年新高，被提名人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一流高校及科研平台，充分体现了本届提名的全球代表性与学术含金量，顶科奖已成长为在世界顶尖科学家群体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性科学奖项。
奖项机制
顶科奖的定位颇为独特。根据奖项规则，“智能科学或数学奖”与“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旨在表彰尚未获得过诺贝尔奖、图灵奖、沃尔夫奖、阿贝尔奖、拉斯克奖、加拿大盖尔德纳国际奖或生命科学突破奖等顶尖科研奖项的研发人员与技术先锋。这意味着，顶科奖主动把目光投向那些已做出世界级突破、却尚未被国际顶级奖项“盖顶”的科学家——他们正处于学术生涯的上升期，而非荣誉的完成时。
奖项候选人不受年龄与国籍限制，单个奖项获奖人数不超过4人，单项奖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同一奖项若有多名获奖者，奖金由获奖者共享分配。今年新增的“青年科学家奖”则进一步细分：候选人年龄上限为40周岁（以评选当年1月1日为计算节点），不限研究领域、国籍与性别，每年遴选6位获奖者，每位奖金100万元人民币。
奖项的评选同样体现专业性与权威性。“智能科学或数学奖”遴选委员会主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迈克尔·I·乔丹通过视频对获奖理由进行了权威解读；“生命科学或医学奖”遴选委员会主席、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同样以视频形式阐释了四位获奖者的突破。这些顶尖科学家的背书，构成了顶科奖学术公信力的重要支柱。
智能科学或数学奖
获得2026顶科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的是杜克大学詹姆斯·B·杜克杰出数学荣休教授英格丽·多贝西（Ingrid Daubechies）。发布会现场，同济大学工程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华先胜宣布了获奖者及获奖理由：表彰她“在应用调和分析、小波理论与图像压缩领域的杰出贡献，以及在国际数学界的领导作用”。
多贝西的研究横贯纯粹数学、应用数学与物理学，并与信息处理、编码理论、机器学习、法医学等众多学科深度关联。她在小波理论领域取得若干意义深远的突破，构造出著名的“多贝西小波”，建立起配套的计算框架。乔丹评价说，多贝西教授推动了小波理论中若干最为深远的进展，尤以紧支撑连续小波为代表——它为“局部性”概念赋予了严谨的数学内涵。
“多贝西小波”催生了大量实际应用：音视频信号的数字化存储、压缩与分析，计算机断层扫描与磁共振成像等医学影像技术，都建立在这一数学工具之上。多贝西还研发出鉴别世界级艺术作品真伪与年代的技术，曾用于梵高、伦勃朗等画家画作的鉴定，并涉足艺术品修复研究——借助她的技术，修复师可以逆转岁月老化的影响，消除以往修复操作留下的痕迹。从数字图像到艺术史，多贝西的数学贡献展示了基础理论如何在不经意间重塑世界。她因此获得1000万元人民币奖金。
多贝西的身份标签同样引人注目：她是比利时裔数学家，早年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后赴美国学术殿堂深耕数十年，长期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并曾出任美国数学学会主席等职。在数学这一长期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多贝西凭借原创性的理论贡献赢得了国际数学界的高度尊重。她的履历也印证了顶科奖的全球视野——获奖者未必来自传统意义上的“数学大国”，真正决定科学高度的，始终是原创思想本身。
生命科学或医学奖
“生命科学或医学奖”由四位科学家共同获得：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袁钧瑛研究员、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研究员、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邵峰研究员、美国基因泰克公司高级研究员维什瓦·迪克西特。四人将共享1000万元人民币奖金。
他们的获奖理由指向一个深刻的生物学问题：细胞如何死亡。凋亡、焦亡、坏死性凋亡（又称程序性坏死），是当前研究最充分的三类程序性细胞死亡。谢克曼在解读中表示，这4位开拓性科学家获此殊荣，源于他们的重大科研突破：将程序性细胞死亡从若干已观测到的生物现象，梳理成界定清晰的分子通路体系。
四位科学家的研究跨越三十余年。早年间，细胞死亡还只是显微镜下的形态学描述；经过他们的接力工作，凋亡、坏死性凋亡与焦亡各自的关键分子通路被逐一阐明——哪些基因启动死亡程序，哪些蛋白执行切割，膜上如何形成孔道。这些机制层面的突破，为多种疾病的潜在治疗策略提供了依据，涵盖脓毒症、自身炎症性疾病、神经退行性病变与癌症。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前沿，程序性细胞死亡已经成为现代医学最重要的靶点领域之一。
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在近年来的药物研发中体现得愈发明显。脓毒症的治疗长期缺乏有效的分子靶点，而焦亡机制的阐明为抑制过度炎症反应提供了新思路；自身炎症性疾病与异常的程序性细胞死亡直接相关，针对相关通路的抗体药物与抑制剂已在临床研究中推进；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神经元是否“主动选择”死亡直接关系疾病进程，凋亡与坏死性凋亡的调控也因此成为神经保护研究的热点。从实验室的分子通路到病床边的治疗策略，四位科学家的工作正在沿着这条链条转化为真实的临床价值。
袁钧瑛：从线虫基因到凋亡通路的钥匙
袁钧瑛的科研起点，可以追溯到她在罗伯特·霍维茨实验室攻读博士期间。正是在那里，她发现了线虫体内调控细胞凋亡的关键基因——CED-3基因编码的蛋白酶，与人体内同源的半胱天冬酶具有相似特征。这一发现意味着，细胞凋亡并非细胞被动走向衰亡，而是由特定基因编码的分子机器主动执行的程序化过程。
细胞内的凋亡可被多种刺激诱发，例如紫外线照射或抗肿瘤药物等外界损伤。袁钧瑛的研究为“细胞凋亡由基因调控”这一后来获得诺贝尔奖承认的核心概念，提供了最早的分子证据之一。此后，她又与王晓东各自独立揭示了另一条细胞死亡通路——坏死性凋亡。与凋亡依赖半胱天冬酶不同，坏死性凋亡不依赖半胱天冬酶，会引发细胞坏死性裂解，并诱发炎症反应，在感染与组织损伤中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袁钧瑛的研究横跨细胞生物学与化学。她的工作揭示了一条根本性的规律：细胞死亡不是随机的解体，而是受到精密调控的生命过程，而理解这些调控机制，正是干预疾病的前提。
王晓东：细胞色素 c 与凋亡小体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是细胞凋亡研究领域的另一位奠基者。他的代表性发现来自一个关键实验：经紫外线或抗肿瘤药物等刺激后的细胞裂解物，会释放出一种线粒体外膜蛋白——细胞色素c。这种原本位于线粒体内部的蛋白质一旦进入细胞质，就会介导形成名为“凋亡小体”的蛋白复合物，进而激活半胱天冬酶，驱使细胞走向凋亡。
这一发现把细胞凋亡的信号通路从“基因层面”推进到了“蛋白复合物层面”：线粒体不仅是细胞的“能量工厂”，也是细胞死亡的“指挥部”。细胞色素c的释放与凋亡小体的组装，此后成为细胞凋亡教科书式的核心机制，也构成了众多抗肿瘤药物设计的分子基础。
王晓东同样参与了坏死性凋亡通路的独立发现。作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创建者与所长，他在中国打造了国际一流的基础研究平台，培养了一批活跃在国际前沿的青年学者。从实验室的分子机制到研究机构的制度建设，王晓东的贡献横跨科学与科学组织两个维度。
邵峰：首位中国籍获奖者与焦亡研究
邵峰成为顶科奖创办以来首位中国籍获奖者，这本身就是本届颁奖的高光时刻。作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研究员，邵峰的研究聚焦第三条细胞死亡通路——焦亡。
细胞接触细菌组分时，往往会触发炎症反应，该反应依赖特定的半胱天冬酶以及一种全新蛋白复合物——炎症小体。焦亡通路有一个关键且独有的步骤：由半胱天冬酶执行切割，作用于膜通道形成蛋白——焦孔素的前体蛋白。一旦焦孔素亚基嵌入细胞膜并发生组装，形成膜孔，细胞因子可经由这些膜孔向外释放，这是宿主抵御感染的保护性机制之一。
邵峰团队与基因泰克公司的迪克西特团队在2015年以“背靠背”形式各自独立发表研究论文，标志着焦亡通路研究取得关键性进展。焦亡机制不仅解释了细菌感染如何触发剧烈的炎症反应，也为脓毒症、自身炎症性疾病等提供了全新的治疗靶点。邵峰的获奖，标志着中国科学家在程序性细胞死亡这一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基础生物学领域，已经站在了最前沿。
维什瓦·迪克西特：产业科学家的焦亡突破
四位获奖者中，维什瓦·迪克西特的身份颇为特殊——他是美国基因泰克公司的高级研究员，长期在产业界从事前沿科学研究。迪克西特与邵峰几乎同时阐明了焦亡的分子通路，2015年两人的团队“背靠背”发表论文，共同把焦亡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迪克西特的研究揭示了炎症小体与焦亡在免疫防御中的核心作用：当病原体入侵时，宿主细胞通过焦亡主动“牺牲”自己，释放炎症信号，召集免疫细胞围剿入侵者。这一机制在数十亿年的进化中保留下来，构成了先天免疫的第一道防线。
迪克西特的产业背景也提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顶尖科学突破并非只发生在大学与研究所，大型生物医药企业的研究部门同样是基础科学的重要策源地。基因泰克作为全球生物技术产业的先驱，其研究体系培养了一批像迪克西特这样的“产业科学家”，他们的发现同样改变了人类对生命机制的理解。
青年科学家奖
“青年科学家奖”是2026年全新设立、面向全球青年学者的科学奖项，聚焦基础科学与跨学科前沿探索，紧密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未来科技创新趋势，致力于发掘并表彰全球极具潜力的杰出青年科学家。这一奖项的创设，也呼应着上海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方向，与临港打造“年轻的城、年轻人的城”的定位相得益彰。
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慧胜宣布了首届青年科学家奖获奖者名单及获奖理由。6位获奖者每人获得100万元人民币奖金，其中5位是华人科学家。除6位获奖者外，还有10位青年学者获得2026顶科奖“青年科学家奖”提名奖：清华大学艾清遥、宾夕法尼亚大学塞萨尔·德拉富恩特、上海交通大学李听昕、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令狐昌洋、斯坦福大学林松、复旦大学彭勃、清华大学田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汪野、上海交通大学武庆庆、复旦大学朱可人。
从获奖名单看，首届青年科学家奖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征：材料科学、物理、计算机、数学、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同台竞技，既有基础理论的深耕者，也有AI与产业结合的应用先锋。庄梓铨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奖项能够提供认识其他更多同行的平台或机会，让我们产生更多的交流。”这正是青年科学家奖设立的初衷之一。
在更宏观的层面，青年科学家奖的设立也是对全球科研评价体系的一次补位。当前国际科学界的主要奖项大多面向功成名就的资深学者，青年科学家往往要等到成果沉淀多年后才获得认可。顶科奖以100万元人民币奖金的力度，把聚光灯提前打向40岁以下的科研新锐，既是对他们已有突破的肯定，也是对未来潜力的投资。对获奖者而言，这笔奖金和随之而来的国际关注，可以转化为更宽松的研究条件与更广泛的学术网络——而这正是青年科学家最需要的外部支持。
克莱芒与陈培宁：电池与柔性电子的材料革命
首届青年科学家奖的6位获奖者，每一位都代表着所在领域最前沿的方向。拉斐尔·朱丽叶·克莱芒现任马克斯·普朗克固体研究所电化学材料部门主任——据马普学会官网信息，她于2026年7月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全职加入该研究所，此前她在UCSB材料系任副教授，带领团队研究先进电池材料。她的获奖理由是：“作为未来能源材料领域的佼佼者，在电化学储能与转换的固态体系中有重要发现，是下一代电池技术的核心研发力量。”
克莱芒的研究聚焦于理解电池材料的内部结构与性能关系：为什么有的电池材料更高效、更耐用、更安全。她运用核磁共振光谱等先进分析手段，在原子层面追踪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的结构与化学变化，并致力于开发比锂更廉价丰富的钠离子电池材料。固态电解质、下一代储能体系，正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技术节点，克莱芒的工作为固态电池的实用化提供了基础科学支撑。
复旦大学长聘教授陈培宁的获奖理由则是“突破电子器件经典结构范式，在新型柔性电子材料与器件领域作出重要贡献，有望推动人机交互技术和产业变革发展”。柔性电子被视为下一代人机交互的基础：可弯曲的屏幕、可穿戴的传感器、贴合人体的医疗设备，都依赖柔性电子器件在材料与结构上的根本性突破。陈培宁的工作正在把“柔性”从概念变成产业。
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方向，恰好代表了材料科学服务国家战略的两条路径。克莱芒的固态电池与钠离子电池研究，瞄准的是能源安全与双碳目标下的储能革命——电池既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也是可再生能源并网的关键基础设施；陈培宁的柔性电子则对应着人机交互与智能穿戴的产业升级需求。他们都不是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而是把最基础的物理化学原理，直接对接到了正在发生的产业变革之中。
丁世谦与庄梓铨：核钟测量与代数几何的前沿
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获奖理由为“作为基础物理的精密探索者，在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钍-229核钟与核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取得开创性实验成果”。钍-229原子核具有独特的低能级跃迁，被认为是构建“核钟”的最佳候选——核钟有望比现有原子钟精确得多，进而为引力探测、基础物理常数检验提供前所未有的精度。丁世谦在真空紫外激光与核量子精密测量领域的实验突破，把这一前沿设想一步步变为现实。在基础物理的无人区做实验，考验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工程能力与物理直觉，丁世谦的获奖代表了青年物理学家在这一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庄梓铨，被评价为“作为新一代国际青年数学界的领军人物，因在K-稳定性与高维双有理几何领域的基础性贡献而备受赞誉”。K-稳定性是代数几何中关于模空间紧化的核心概念，与凯勒-爱因斯坦度量、代数簇的分类密切相关；高维双有理几何则试图在“双有理等价”的意义上理解高维代数簇的结构。庄梓铨在25岁前后便已在国际顶级数学期刊发表系列论文，是代数几何领域公认的年轻领军者。数学是科学的语言，庄梓铨的获奖，也延续了华裔数学家在世界数学舞台上的强势表现。
吴佳俊与谢伟迪：AI 重塑科学与医学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吴佳俊，被官方评价为“具身智能时代的底层架构探索者，致力于构建物理真实的世界模型，是连接AI与现实物理世界的关键桥梁，对未来的机器人学和AI4S等有深远影响”。吴佳俊的研究横跨计算机视觉、机器人学与物理仿真，其团队构建的世界模型，试图让机器理解物理世界的规律——物体如何运动、如何相互作用。这种“物理真实的世界模型”被认为是具身智能、自动驾驶等领域的底层架构，有望让AI从“感知世界”走向“理解世界”。
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谢伟迪的获奖理由同样与AI相关：“其极具社会价值的AI4S创新示范，在AI赋能罕见病推理、诊断、治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已产生实际的医疗影响力。”罕见病由于病例稀少，传统医学研究投入不足，而AI4S（AI for Science）恰恰可以在小数据条件下实现推理与诊断突破。谢伟迪的工作把人工智能方法直接作用于罕见病的诊疗链条，并已形成实际临床应用价值——这不仅是一次学术创新，更是一次科技向善的实践。
两位青年科学家的获奖，折射出顶科奖对“颠覆性技术与创新成果转化”的主动关注：既要仰望星空的基础研究，也要脚踏实地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
从学科分布看，这两位获奖者也勾勒出AI人才流动的新趋势。吴佳俊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毕业后赴美深造，如今在美国顶尖高校任教，是海外华人AI学者群体的代表；谢伟迪则选择回国加入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为国内AI4S研究的领军青年学者。一出一进之间，反映的是全球AI人才流动的常态与国内科研平台吸引力的提升——无论身处何地，顶尖青年科学家的研究本身都在推动同一个目标：让机器更好地理解世界，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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