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深圳,一架无人机从商圈起飞,3公里外的社区居民15分钟后收到热餐;在合肥骆岗公园,两座起降坪支撑起10至20架eVTOL的常态化运行;在杭州,一座起降场被嵌入立体停车楼的二层,12个起降单元昼夜运转。这些场景常被看作飞行器的胜利,其实是一场基础设施的胜利。
人们习惯把低空经济想象成一个“飞起来”的故事。但低空交通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特性:飞行在空中,作业在地面——决定它能飞多高、飞多远的,往往是地面,因为交通需求在地面,服务对象在地面。理解这点,才能理解低空交通基础设施与传统交通基础设施的根本不同,也才能看清它的未来图景。
一、形态之变:从“连续成网”到“离散成网”
如果说传统交通基础设施的树状生长的——以道路为例,高速公路、国道是主杆,省道是枝干,县乡道路和城市内部道路是叶脉,它们的网络靠物理连续性成立——断了一节,路就不通了。
低空交通不是这样,起降场散落在各处,在地理空间上彼此并不相连。让这些孤立节点成为一张网的,不是钢筋水泥,而是信息。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通信导航监视系统、数据中心和信息服务平台,共同构成低空交通的“神经网络”,让低空飞行器可以在分配好的空中航路上安全飞行。因此,低空交通基础设施的物理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设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必须在建设中同步进行,相互协调。
这种“空间上离散,逻辑上相连”的特征,使得低空网络的建设可以采用“蛙跳”的方式,建一个起降场,建成一个就能用一个,小步快跑、迭代生长,不必等待一次性的巨额投入。
但红利与风险同源。离散成网的弹性,来自每个节点都能独立成立;它的脆弱,也来自节点之间可能互不相认,“神经网络”打不通——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节点建得越多,孤岛就越多。低空基础设施不是“修一条路”,而是“织一张网”;不是一次建成的工程,而是持续生长的系统。
二、重心之变:从“天上飞”到“地上落”
飞行器飞得再好,如果落不下去、充不上电、修不了、管不住,低空交通就只是一场表演。
第一道关口是土地。城市核心区土地稀缺、噪声敏感,景观保护要求严格,起降场不可能像机场那样另辟新城。现实中的解法是“嵌入”:深圳把起降点建在高铁站东广场,杭州把起降场放进立体停车楼,广州用17台自动值守机库把设施铺到全区。低空基础设施的生长方式,是向存量空间要地,而不是向城市要新地。
第二道关口是能源,这是最容易被低估的差异。公路的加油站是路网的配套,低空的能源站却是网络的关节。飞行器的周转以分钟计,补能时间却往往数倍于此;周转时间被补能时间决定,运营效率又被配电容量决定。一座起降场能否高效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脚下的电力系统是否足够强。也正因如此,低空基础设施必须与新型电力系统、可再生能源协同规划;若电力仍来自化石能源,“绿色低空”就打了折扣。
第三道关口是运维。传统基础设施的运维是“养护”,低空基础设施的运维是“持续适航”。起降坪道面、助航灯光、充电桩、通信导航设备、气象监测,任何一环失效都可能直接转化为安全事件。运维在这里不是成本项,而是安全项。
低空交通的竞争,表面比的是飞行器,实质比的是地面。
三、逻辑之变:从“扩容治堵”到“分层解耦”
我国城市交通长期困在“扩容、拥堵、再扩容”的循环里。据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陆化普教授团队测算,北京等城市早晚高峰平均车速不足20公里每小时,而中心城区地价高企,地面道路扩容的成本已难以承受。低空交通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再在平面上继续加宽,而是在垂直方向上分层。
但有一种流行的想象需要澄清——以为低空交通可以把地面的人流搬到天上,从此告别拥堵。
不妨算一笔账。一座配置10个停机位、每架周转4分钟、效率系数0.8的起降场,一小时约120架次;按每架2至4人计算,不过三五百人。而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单向运力,每小时可达3万至6万人次。二者相差两个数量级。低空交通不可能替代地面交通去承担城市的基座流量。
因此,低空交通的“疏导”,不是容量的转移,而是结构的解耦。
城市道路的拥堵成本是非线性的。当路段流量接近饱和,通行时间会急剧上升;反过来,抽走一小部分流量,往往能换回可观的效率恢复。这正是低空交通的作用机理:它不承担基础客流,而是把最不能堵的那部分流量先摘出去。
哪些流量最不能堵?急救用血、移植器官、应急物资,高铁站与机场的“最后1公里”,跨江跨湾跨山的刚性连接,以及时间价值极高的商务出行。这些出行量不大,却对时间极度敏感,社会价值远超其经济价值。低空交通“运量小、成本高”的短板,恰恰与这类需求的特征相适配。这不是替代,而是适配。
当地震、山洪切断道路,空中通道往往是唯一还能抵达的路径。过去十余年的每一次重大灾害救援,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深圳北站东广场的起降点,让旅客出高铁站即可登机,半小时覆盖大湾区大部分城市,一小时可达大湾区90%以上地区;上海虹桥的实践,把机场到市中心的通勤从1小时压缩到15分钟。低空交通在这里做的,不是把人从地面搬走,而是把“交通枢纽到城市核心区”这段最不确定的时间变得可预期。
一句话可以概括:低空交通不以运量取胜,而以“抽离”取胜——它不承担城市的基座流量,只把最不能堵的那部分先摘出去。也必须承认,拥堵不会因为低空交通而消失,它只会转移和重构。空中近乎免费,地面节点却稀缺,瓶颈会从路段转向起降场,从连续拥堵变成离散排队。
四、路径之变:从“点状示范”到“一张网”
从2019年《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到2024年“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写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低空交通的战略地位已经确立。今天的问题,已不再是“要不要建”,而是“怎么建”。
我国已建成一批有示范意义的节点:深圳的无人机航线与起降场、合肥的城市空中交通枢纽港、杭州的枢纽型公共起降场、广州黄埔的区级网络。但总体看,这些节点仍是孤立的,孤立节点无法产生网络效应。
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美国联邦航空局的《低空交通管理战略》、欧盟覆盖27国的“U-Space”计划,争夺的既是技术制高点,更是规则制定权。低空基础设施的竞争,前半程比谁建得快,后半程比谁定得准。
从“点”到“网”,缺的常常不是钱,而是规则。
一要规划约束。把低空基础设施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与城市更新、人口分布、产业布局同步考虑。起降场不能只长在商务区。若设施过度集中于高价值区域,低空交通的红利就只会落在少数人头上。笔者在编写《低空交通基础设施》教材时,专门讨论了选址的公平性——区域均衡、特殊群体优先、偏远地区与海岛居民的可达性。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发挥低空的公益属性——为应急救援、城市巡检等基本公共服务装上翅膀,更好的服务人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缓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带来的公共服务能力分布不均的矛盾。
二要标准贯通。飞行器、起降场、能源补给、通信导航、数据接口、运维安全,全链条都需要统一标准,其中既包括硬件与接口,也包括数据与通信协议,不让“神经网络”出现断点和堵点。
三要接口衔接。低空交通的价值不在“飞起来”,而在“接得上”。空铁联运的零换乘、港口与公路客运站的空地接口、支线机场与城市起降场的空空中转,都需要在物理接口、制度接口、信息接口三个层面同时打通——能不能换乘、顺不顺畅、智不智能,三者缺一不可。
四要治理协同。空域分类划设、军民航协调、无人驾驶航空器交通管理与空中交通管理的边界划分、数据安全与责任保险,都需要从条块管理转向数据驱动的协同治理。低空飞行的安全边界,最终由治理能力划定。
飞行在空中,作业在地面。这八个字,既是低空交通的技术特征,也是它的治理命题。
衡量低空交通是否成功,不应只看天上飞过多少架飞行器,更要看地面落下了多少座起降场、接通了多少个枢纽、服务了多少普通人。
交通基础设施的价值,最终由它服务的人来定义。让急救的血液更快抵达,让海岛的居民不再看天等船,让山区的患者及时得到救治——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正是低空交通最深厚的社会基础。
城市交通的下一程,不是让所有人都飞起来,而是让不同的流量走不同的层。当低空真正成为综合立体交通网中的一层,而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业,低空经济才算起飞。
(作者系《低空交通基础设施》主编,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发展与现代交通学院 李庚泽 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