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摇曳的红色风筝，带着些许诡异的色彩，像极了电视剧《风筝》中令人不适的副政委袁农。他演得太入木三分了，却也因此激起观众无尽的厌恶。细品之下，会发现这位曾是重庆地下党负责人的角色，与《特赦1959》中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政委贺春年，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近乎八成。这绝非单纯的演员演技，亦非影视形象与历史人物的巧合，而是一种深埋于历史烟尘中的相似印记。贺春年是毋庸置疑的清廉之人，而袁农呢？答案恐怕并非那么简单。至少，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的那些军统三剑客口中，当年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确实经历了一场令人扼腕的背叛。将他绳之以法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以及副区长兼督察主任，两人甚至因此爆发过激烈的冲突，最终还是沈醉站了出来，以美酒为桥，缓和了这场矛盾。
回望《风筝》，袁农如何在枪林弹雨、烈火焚烧中幸存，宛如一个未解的谜团。确有部分重庆地下党成员在渣滓洞、白公馆被围剿时逃脱，但剧中的袁农，似乎被困于火海之中，身边的战友已然倒在血泊中。除非他能在烈焰吞噬前就被秘密转移，否则几乎是不可能全身而退的。沈醉的回忆更添一层神秘色彩，他曾亲眼见过当年重庆地下党的第一、第二负责人，并对他们的背叛深感轻蔑。在《人鬼之间·徐远举的特务生涯》中，沈醉回忆道，1948年4月初，地下党在重庆开设的一家小书店遭到特务突袭，任达哉、陈柏林等人落网。任达哉很快便屈服，出卖了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许建业在酷刑面前坚贞不屈，而任达哉却迅速叛变，供出了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刘国定被捕后，稍受拷问，便供出了大量地下党员名单，徐远举喜不自禁，带着刘国定四处搜捕，破坏了《挺进报》的秘密机关，给重庆地下党造成了重创。
在保密局西南区（下辖云贵川康四省站）正副区长徐远举和周养浩的当政时期，原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军统三剑客之首的沈醉，早已被毛人凤贬谪至云南，担任站长。虽然名义上归西南特区管辖，但他依然直接与毛人凤保持联系，不服从西南区的领导，徐、周二人也对此无可奈何。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后，一直名不副实，因为贵州、云南两省站长都不听从他的指挥。徐远举对这两省站长也无可奈何，只能与周养浩互相较劲。周养浩的妻子，毛人凤的侄女，向其叔叔告状，最终毛人凤在重庆又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将周养浩安插其中。督察室与西南特区是平行机构，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进行监督考察，然而，陈世贤、沈醉乃至西游记都对此置之不理，督察室最终沦为了一个空壳，多年后沈醉依旧暗自嘲笑：徒有其名，从未行使过督察室督一督、察一察的权力。周养浩和徐远举的矛盾终于爆发，导火索竟是那个疑似袁农历史原型的刘国定。最终，毛人凤也被他们吵得头大，不得不将沈醉从昆明召回重庆，充当他们之间争斗的和事佬。
沈醉到重庆调解徐远举和周养浩的内斗，也并非毫无私心。虽然是奉命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的，但我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把刘国定带到昆明去，帮我破坏云南地下党的组织。他回忆道。自从调任云南站长后，几个月内始终无法侦察出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听徐远举说刘国定认识云南地下党的领导，因此很希望刘国定能到昆明协助他。他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出色的口才，摆下了一桌酒宴，让这两个大特务借着酒意消除了误解，下一步他便亲自召见了刘国定。在徐远举的办公室里，沈醉和周养浩见到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刘国定，此时他已经穿上了崭新的军服，佩戴着中校的肩章。他穿着蒋军的中校军装，显得格格不入，对着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行了三个鞠躬，沈醉强忍着笑意——如果身后摆上黑白照片，那简直就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吊唁仪式。刘国定给沈醉的第一印象并不好，特别是他声称只认识一两个负责人，对云南地下党工委的联络处位置一无所知，只能到昆明街上去碰碰运气，这种毫无用处的样子，让沈醉彻底失去了兴趣。
眼看刘国定身上没有任何可以利用之处，沈醉失望地向徐远举使了个眼色，徐远举挥手示意刘国定退下，这个叛徒立刻露出了另一种丑态：刘国定站起来向我们三人各鞠了一躬，他站的是立正姿势，向后转本应当右脚退后向右转动，他却左脚退了很远向左边转过去。我一向爱笑，见了他这种举动，几乎要笑出来，徐远举忙把我一推，我才没有笑出声。沈醉对刘国定的鄙夷，恐怕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结论。沈醉不仅召见了刘国定，还参与了对江姐（江竹筠）的刑讯。江姐那钢铁般的意志给沈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徐远举这个魔鬼也对她的视死如归的勇气赞叹不已。徐远举用尽了各种酷刑，却始终无法逼迫她开口，只好让刘国定出面劝降，于是刘国定再次上演了一场滑稽可笑的表演：不一会儿，刘国定就像条哈巴狗似的走了进来，一进来就冲徐远举和我各敬了个室内军礼，徐远举像对待奴才似的，远远地扔给了他一支烟，他受宠若惊地双手接住，一脸媚笑地问：‘处长找我？’
刘国定在徐远举鹰钩鼻子上的两个圆眼下，连连称是，又学着其他特务的样子，两腿一并，立正敬礼，然后照例反着向后转。我冷眼旁观地注视着这个叛徒的一言一行，看着他那穿着军装可还向前佝偻着的水蛇腰，心里不由得产生一股厌恶之情。刚才的文弱女子是那样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而这个五尺男人却这样奴颜婢膝，我真有些替他脸红。沈醉是真厌恶还是假厌恶，是真脸红还是假脸红，或许无关紧要，但可以肯定的是，刘国定的身份地位，与袁农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担任重庆地下党负责人的时间也大体重合——抗战胜利之初的军调时期，袁农就是重庆地下党负责人，那时候刘国定和冉益智还没有被捕。如果以百分制来衡量，袁农的特工技能或许只能打个三四十分，这样一个早就上了军统抓捕名单的人，居然能够苟延残喘，并在枪林弹雨和烈火中毫发无伤地脱险，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细细研读《风筝》，会发现其中根本没有展现袁农是如何被捕的：被包围在小楼里，袁农的战友说完没有人会相信被捕的人后举枪就义，溅满鲜血的袁农闭上了眼睛——他很可能选择放弃抵抗，束手就擒。
袁农溅满鲜血的画面不宜展示，但这个场景无疑带有某种暗示。这与沈醉的回忆也相符：前后被捕的地下党员达一百多人，除其中二十余人被释放脱险外，绝大多数是忠贞不屈被分批杀害了，还有一些人于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屠杀中遇害。袁农显然不在那被营救释放的二十余人之中，这在《风筝》中被明确地展现：1949年11月27日的子弹击倒了袁农身边的战友，牢房被烈火吞噬，倒在地上袁农又是如何得出的？袁农身上疑点重重，因此，我们认为他的历史原型是叛徒刘国定，似乎并非毫无道理。《风筝》让他选择自尽，或许只是因为编剧觉得让他继续活下去，会留下太多无法解释的谜团。至于他何时叛变，是否受到毛人凤的操纵，真相如何，留待读者自行判断。风筝最终坠落，留下的是无尽的疑问和深深的叹息。
